他的名字与古都相连悼侯仁之先生

籍之伟

10月23日，在绍兴参加第三届中国曲艺（柯桥）高峰论坛，坐在旁边的彭俐忽然对我说：“侯仁之先生走了。”虽然以先生的高龄和久病，这消息并非特别突然，但这个消息还是立刻左右了我俩的情绪，一时语塞对视。后来，他嘱我给《北京日报》写篇悼文。我初未应，因与侯先生不是一个工作领域，也未有谋面，恐无从下笔，但略一思忖，便答应下来，因为想到了一点点应该表达的心意。这源于我们正在参加的论坛所谈论的中心问题，便是传承中华传统文化。

侯仁之先生是新中国成立前后从海外学成归国参加建设的那一批让人肃然起敬的学者之一，以他的高龄，成为燕南园最后陨落的一颗巨星。他从事的专业，不像两弹元勋和科技大家那样有更显赫的名声，或走上国家的领奖台，但是他代表的精神，他从事的事业，他取得的成就，却一点也不比领奖台上的荣誉差分毫。他对国家、人民的贡献，其实与钱学森、钱三强、梁思成、老舍、梁漱溟等先生是一样的，保持着高度的中华文化的自觉与自信，热情投入新中国的建设，只是其中在人文学科、文化领域的意义与成就则是随着国家对文化的自觉与自信的认识，才逐渐被多数人感觉和接受的。

我与侯仁之先生并未谋面，但也应有些交集。刚一解放，侯先生就被梁思成先生聘为北京都市计划委员会委员，这即是后来的规划局的前身，而我的父亲籍传实从圣约翰大学毕业后赶上解放，立即从上海北上到京，1949年9月即进入梁先生主持的都委会工作，我们从小住在西单文化广场位置上的西单横二条都委会宿舍，与陈占祥、陈干、白德懋等规划界人士比邻而居。对于我们这些孩子，侯先生的大名与梁先生一样，都是早有耳闻的。当然，对他的更多了解以至于敬佩，则是后来在逐渐长大，特别是从事的工作中与文化问题有更多的接触与思考之后。

侯先生是中国当代历史地理学的创始人，我想这也是他的第一个功绩，这功绩不仅在于学科，更在于文化。历史地理在中国并不自侯先生而始，但以往的历史地理偏重于行政区域与疆域的变化，如顾颉刚就开过《中国疆域沿革史》的课程，而侯先生在英国师从的罗士培教授讲授的历史地理却是从历史地理环境的变迁来构建的。侯先生意识到原先的中国历史地理实际上还未脱离历史的范畴。于是，他采用在英国学习的方法，将传统的中国历史地理向前推进，构建现代范畴和方法意义上的中国历史地理。在他的构建和研究中，用的是先进的西方方法，研究的对象和解决的问题，学科的指向却是地道的中国问题。他的博士学位论文是《北平的历史地理》，我们又一次看到了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自觉，脱胎于中国的文化传统，又不拘泥于旧的文化传统，以学习西方的先进理念和方法，推进中国问题的解决，推进中国的现代化。

侯先生的又一个贡献是他对北京城市建设的贡献。同样，这种贡献的价值不仅在于城市建设的具体事件，而更重要的在于他的文化贡献。侯先生从上世纪30年代初来到北京就迷上了这座城市，在其后的80多年时间里，除海外十年，他以北京为家，以北京为业，以北京为念，情系北京，被誉为“活北京”。他知北京，爱北京，如他自己所言“知之愈深，爱之弥坚”，北京成了他的故土，也是他终身的精神和事业寄托。从壮岁直到他的晚年，他对于北京建设的关切，伴随着共和国六十多年的脚步。我们都知道他在保护北京水系、保卫莲花池的存在、卢沟桥的恢复、后门桥的改造、蓟城纪念馆兴建中的作用。也有很多人知道，北大未名湖畔的“未名湖”三个字是他题写的，由钱穆先生命名。还有不少人读过他亲自撰写的《北京建城记》碑文。但他一定有更多的对北京城市建设的思想、建议、贡献未被文献记载，有待我们发掘。我想对五十年前主张保护旧城的“梁陈方案”（梁思成、陈占祥），当年的侯先生也一定是赞同的。这是一种文化自信，是中国知识分子在比较了中西之后，仍然对我伟大的历史传统保留的自信，对于今天的年轻人，这是极有教益的。

侯仁之先生的一个特殊功绩是他对中国“申遗”的贡献，没有他就没有中国今天获得的各种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称号。而侯老的这一贡献既体现了文化自觉，又体现了文化自信之举。

1984年，他到美国康奈尔大学访学，第一次获知世界上有《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他敏锐地意识到这件事对中国的重要性，在次年召开的全国政协会上，他作为提案人联合阳含熙、郑孝燮、罗哲文提出了参加世界遗产保护公约的提案，很快被国家有关部门采纳，开始了中国文化遗产“申遗”的进程。

1987年，故宫、长城、周口店北京人遗址，第一批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现在已有一大批中国的自然和文化遗产，进入了《世界自然遗产名录》《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和《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记得北京市政协委员讨论和考察北京中轴线申遗时，最常提到的一个名字就是侯仁之。

侯仁之先生已经离去，但他的精神遗产却永远留给了后人。他对祖国的热爱，对北京的热爱，对博大的中华文化的执着，对中西文化的交融并用于中国文化建设的文化自觉与自信，对今日的中国青年是宝贵的精神财富。北京城市学院文化学院将怀着对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的前辈学者的敬仰与尊崇，把他的事迹在学子中传播，我们也建议北京市有关部门以适当的方式永远地纪念这位杰出的“北京市民”。（作者系北京城市学院文化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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