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转移引民工回流用工荒咋解

发布时间：2020-02-13 18:49:29 阅读：次来源：排线厂家

近几年来，农民工回流现象愈发明显。此前的一些劳动力输出大省如今开始成为劳动力聚集地，从而进一步加剧了发达城市的用工荒。农民工大量回流及东部企业用工紧张的背后，是中国产业结构调整、传统加工企业面临困境和新生代农民工占据主流等多种因素综合的结果。应对农民工回流、缓解用工荒，需要政府和企业共同努力。

农民工回流明显加重用工压力

中西部地区农民工回流明显。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对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7500多个村和7.4万户的农民工的监测调查显示，农村劳动力流动继续呈现省内就近转移加快的趋势，劳动力省内转移加快的趋势更加明显。

2011年三季度末，在省内务工的劳动力比上年同期增加669万人，增长8.3%。去省外务工的劳动力减少63万人，下降0.8%，在省内务工的劳动力所占比重为53.6%，比上年同期提高2.2个百分点。其中，在县外省内务工的比重为33.9%，比上年提高3.9个百分点。

以河南为例，随着大量密集型企业进驻，河南这个劳动力输出大省的劳动力转移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富士康郑州工厂人力部门提供的资料显示，截至2012年1月中旬，富士康郑州工厂的员工总数达到了13万人，其中河南籍员工为12.3万人，并计划在2012年底入住员工23.4万人。

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的统计数据显示，2011年，河南省农村劳动力省内转移1268万人，省外输出1190万人，境外就业7万人，省内务工人数首次超过了省外。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进行的针对河南省劳务工就业意愿的最新问卷调查显示，春节前从省外返回河南的劳务工比往年增加了20%，春节后不愿意继续到省外就业的劳务工比往年增加了15%，人数约180万人，七成劳务工春节后就业选择“足不出省”。

发达城市再陷“用工荒”。春节假期已过，工厂陆续开工，不少劳动密集型企业再次面临着“用工荒”带来的巨大压力。面对招工难，一些企业打出了“提高工资”这一狠招，从2月1日起，深圳市最低工资标准将上调至1500元/月，成为全国底薪最高的城市，整体薪酬方面，预计2012年第一季度加薪的企业约占67%。来自温州市经信委的最新监测数据显示，七成左右的重点企业表示有用工缺口，因为工人缺口太大，节后生产仍未恢复正常。

国家统计局调查显示，2011年三季度在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务工的劳动力比重下降。三季度末，在长三角地区务工的劳动力为3555万人，比上年同期增长0.7%，在珠三角地区务工的劳动力为4289万人，比上年同期下降1.5%。在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务工的劳动力分别占全国外出务工劳动力的21.7%和26.2%，分别比上年同期下降0.7个和1.4个百分点。

据中国人力资源市场信息监测中心提供的数据显示，全国103个主要城市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率从金融危机期间的0.85，大幅回升至0.97，接近2007~2008年的历史最高点。

多重因素推动农民工回流

产业升级及转移使中国区域经济版图正在发生结构性的变化。东部沿海省份经济快速发展多年，消耗了大量的资源、环境、土地等要素，现有条件下再也无法支撑快速发展的需要，长期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开始逐步退出经济舞台，必然要向高新技术产业、高端制造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转变。

与东南沿海地区经济产业结构升级和调整同步的是，对中西部地区实施有序的产业转移。金融危机后，国家已先后批准了十多个区域经济发展规划，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步伐明显加快。为顺利实现产业转移，国务院发布的《关于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指导意见》中要求，“依托中西部地区产业基础和劳动力、资源等优势，推动重点产业承接发展”。为抢占先机，安徽、四川、重庆、湖北等中西部省份纷纷打出“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招牌，加大招商引资力度。

中西部省份经济的快速崛起，东部各类加工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大举西迁，造就了大量的就业机会，无论是城市基础设施，还是农民工的用工数量、工资待遇和生活水平已和东部城市相差无几，农民工外出务工不再是“惟一选项”，外出务工的意愿已“显著降低”。

分地区看，2001年三季度，在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务工的劳动力月均收入分别比上年增长19.1%、22.6%和20.9%，在中西部地区务工的收入水平增幅高于东部地区。

以河南为例，随着大量密集型企业进驻河南及其带动效应，河南这个劳动力输出大省的劳动力转移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

目前，在河南已有180个产业集聚区，在欲打造中国“中部鞋都”的河南周口，截至去年9月，已有19家以台资企业为主的制鞋企业在这里落户，耐克、阿迪达斯、匡威等不少名牌鞋产自这里，这些制鞋企业具备产能1200万双，安排就业人员3万人。

发达城市留人“有心无力”。多数企业缺乏用工的长效机制，让农民工缺乏安全感与稳定性，致使农民工的流动性增强，从而引发企业季节性或临时性“用工短缺”。新一轮大面积的“用工荒”是因国际金融危机后不少企业减产、停产，大幅度裁员以后出现的用工反弹，这些企业接的大都是“短单”和“小单”，带有很强的季节性和临时性，一旦后续订单无法跟上，这些农民工将再度被裁减。

企业利润处于下降通道，无法满足员工工资的增长诉求。统计局数据显示，农民工收入涨幅不断扩大，2011年三季度，外出务工劳动力的平均月收入为1991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32元，增长20%，增幅比上年同期快5.1个百分点。

然而，出口大幅下降、本币升值和各种成本上升，使企业赢利能力下降，已无法满足工人对工资刚性增长的需求。此外，农民工无法平等享受城市公共资源，户口、子女上学受到各种限制、过高的消费水平等，都使他们无法真正融入城市。

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的诉求日益增多，是用工紧张、用工不稳定的重要原因。“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农民工中的主流，1980年之后出生的农村从业劳动力占全部农村从业劳动力的26.4%，但是1980年之后出生的外出农民工已经占全部外出农民工的58.4%。

总体来说，“新生代农民工”具有三高一低的特征，即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这给企业招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的“高流动性”、“高脆弱性”十分明显，是造成“招工难”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某机构于春节前后就中南、西南、华东、东北、华北和西北6大区域、18个省市的农民工的就业流向问题进行的专项调查显示，被访农民工中，30岁以下占69.7%；38.2%的人在最近单位工作时间少于一年，25.8%为1~2年，仅有17.4%的人超过4年。

应对回流需政府、企业共同努力

农民工就业市场进入一个新阶段：农民工回流，区域性、结构性用工荒将常态化。随着东部地区的产业升级，一些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必然会带动生产要素的流动，再加上在家门口务工的多种优势，外出务工人员回流的现象还将持续下去，以往农民工的“单向输出”已转变为“多向流动”。

受内外因素影响，东部一些议价能力弱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将难免陷入“效益下降——无力招工——招工不足——开工不足——效益下降”的恶性循环。

中国劳动力无限供应的时代已经过去，与中西部区域经济发展相伴生的民工回流现象，加剧并拉长了东部地区的用工荒，随着产业的区际转移和多个区域经济板块的发力，各地对劳动力资源的需求日益加大，争夺日趋激烈。

农民工回流倒逼发达城市企业转型。工人紧缺的背后是劳动力密集型企业已经面临产业升级的压力，企业应加快生产技术的升级换代，提高自动化水平，改变用人观念，这样企业才能摆脱用工荒的困境。

同时，企业应该合理提高农民工的薪酬水平，向更人性化的管理模式转变，如改善工作和生活条件，创造更多在岗培训和业余学习的机会，支持农民工自我发展的追求，增强对劳动力市场的吸引力。

对发达城市来讲，政府应努力提升区域的吸引力，熨平农民工“高流动性”带来的劳动力资源供给的波动。在中小企业生存状况尚待“转暖”的当下，政府应切实减免企业负担，从信贷、税收等方面进一步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扶持力度，保障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才能保障农民工的工资待遇提高、工作环境的改善。政府应坚定增加对实体经济的投资、加强对流动人口的服务。在破解“新二元结构”上，政府尤应积极作为，从提升“软环境”入手，例如加快医疗、教育、培训等公共资源覆盖面。

对于中西部城市来讲，政府应完善农民工返乡务工、创业的服务机制。比如建立“政策引导”、“信息传递”、“劳务合作”、“目标考核”四大促进返乡农民工创业、就业机制等。